[48]参见贵州省遵义汽车运输总公司不服福建省晋江市技术监督局封存汽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案，福建省高级法院（1997）闽行再字第2号。
例如，人事厅在录用公务员的报名电子系统中设定35岁强制性限制条件，导致相对人无法报名。早在1942年，美国律师协会（ABA）与几个州的律师协会草拟了建议版的统一行政程序法。
其中，法院明确适用福建程序规定的有27个案例，它们中有8个案件被判决维持行政决定、2个案件被判决确认行政决定违法、14个案例被判决撤销行政决定（1项同时被判决行政赔偿决定）、3个案件判令履行行政决定。相反，因为湖南程序规定比较完备，湖南地方法院则认为，县政府提出撤销原告林权证的行为，并非新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对自己以往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纠正的说法，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故作出的撤销行政行为仍应遵守具体行政行为正当程序的要求[53]。地方行政程序法则将证据作为重要问题，规定得比较详细。廖某某诉湘潭县易俗河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湘潭县法院（2012）潭行初字第32号。以行政程序和行政民主为例，由法律、地方性法规所创设的规则，经由行政机关创设的行政规范，不断内化为行政机关的日常行为。
矿产资源管理机关扣押财物措施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出具扣押清单，超越了职权且违反法定程序，行为违法，所扣押的财物应予返还。某案中，派出所超越了地域管辖权限，就是超越了执法职责权限，构成执法违法。[41]大陆法系国家则是在受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竞争压力下，通过政府主导向市场经济国家的转变，政府的意志在制度设计中有着明显的痕迹。
个人甚至可以将其数据信息交付给智能的软件工具来代理行使其权利。‘通知和同意在服务者和用户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有关隐私的谈判平台。因为信息技术使得社会成员不需要通过市场交易这种方式便可以获得所需要的社会信息，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有调查显示，自2012年美国广告市场已经开始萎缩，因为消费者从被动接受信息的方式转为主动和平等的分享商品信息。
二是分析，是指通过数据的筛选和对比而进行分析的工具。[73]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企业违反其隐私保护政策的行为是影响商业的不公平与欺诈行为，因而委员会可以提起诉讼并申请禁止令救济，实际上已经有多起案例发生，其大多通过和解解决。
这些特征使得个人无法以私权为制度工具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产生、存储、转移和使用进行符合自己意志的控制。另一方面权利人需要通过信息交流而从其他社会成员处获得稀缺资源，那么市场交易是比公权力分配更有效率的信息处理机制，因此社会分工与市场交易构成了财产权制度的本质需要。五、结论 大数据技术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措施和新途径，将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形成更加平等、高效、共享和自由的有机社会。[2]这两种不同理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如学者利特曼所指出的，在美国，企业们所获得消费者的数据信息可以被使用、出售、公开或者与其他数据信息进行关联，这是合法的。
政府相关机构应该在有关个人数据信息的形成、占有、转移和使用等关键环节上依法加以干预，通过事前的备案、审批、监督和事后的追责制度来规范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过程。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法律治理，其目的应该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和公共安全。美国是将个人数据信息以财产权规制的典型代表。当大数据技术可以取代交易制度成为更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时，私权制度便逐渐失去价值。
但是，如果不是出于这种正当理由而将个人通信内容向他人提供，按照已经存在的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来判断，这种行为便可以构成侵犯该用户的隐私权的行为，因此不需要针对已有的隐私权利制度进行重新立法。这一特征在个人数据信息与隐私利益的关系上的表现便是隐私利益密度性较低，也就是说个人数据信息越多，其中能够获得的相关人的隐私利益就越多。
这样的立法措施才符合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治理的理念以及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需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这种主张认为财产权利在法治或者国家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了。在司法机关与淘宝网的大数据合作中，包含有自己个人信息的主体以侵犯个人隐私权来阻止或者改变这种司法机关与淘宝网之间有关个人数据信息使用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信息的这种双重特征使得规制这些信息的使用比规制收集更合适。又由于社会成员对于稀缺资源的竞争都是纵向的公权力能力的竞争，而不是横向的交易能力的竞争，在公权力组织和社会成员的纵向关系上，以及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横向关系上，都不会产生隐私利益和隐私权观念。有机社会中稀缺资源的分配将是共同创造—共享—按需（理性）分配模式取代私权利社会中的分工—私权—交易模式。[1]个人应该享有其个人数据信息，并且作为财产所有人应该有权控制对其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
[34]公权力组织便努力享有这种社会组织的信息能力优势，否则这种社会便会组织效率低下，内生成本畸高，社会组织的公共利益严重受损。更不用说要对每次给定的同意书都进行浏览。
例如，应当要求这些企业或者组织向政府监管部门就个人数据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的方式、程度以及目的进行备案，对一些特定目的的收集或者使用可能需要事前审批。既然将个人数据信息作为公共物品对待，那么弱化个人对个人数据信息的占有，允许相关方对个人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使用便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合作关系。
[56]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主张的，贸易比国家还古老。例如在美国的Patrick E. Dwyer v. American Express Company案中，法院认为信用卡用户通过对信用卡的使用已经自愿地和必需地将自己的信息提供给被告信用卡公司，而被告通过分析来获得用户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好的行为并不侵犯用户的隐私权。
[24] Jeremy Rifkin,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palgrave macmillan,2014, p22. [25]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p59. [26]同前注[19]，查尔斯•霍顿•库利书，第89页。私权制度将除了基于权利人同意的交易行为之外的其他占有或者利用其私权利益的行为都排除在制度所许可的行为之外，即使公权力组织也不得非法占有或者使用私权所保护的利益。分析可以在大数据中产生新的价值，比大数据本身集合所产生的价值大得多。[4]参见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5页。[40]学者怀特曼指出，美国对将隐私视为个人尊严和荣誉这一观点的抵制源于两个基本的价值，即言论自由的价值和自由市场的价值。
[35]同上注，吴伟光书，第4页。[71]例如在我国和其他国家已经多次发生的包含有用户个人数据信息的大数据被泄露事件，对于这种事件如果依据私权来进行救济，不论是个人诉讼还是集体诉讼都很难实现事前预防、事后追责的制度目的。
隐私法主要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法律，而大数据则是相关性的工具。为了防止这些社会组织为了私利而滥用这种优势，破坏整个机体的平衡和和谐，需要一个监督、管理和规范这些神经节的大脑，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维持良好的有机体运行，而不要成为为了各自利益相互竞争和损害的癌症患体。
他们担心如果网络用户们发现和这些公司分享的信息不是被保密的，那么他们将对这些公司失去信任。怀特曼指出：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核心价值不同：一方面，欧洲人对主要受到大众媒体威胁的个人尊严很在意，另一方面，美国人则对主要受到政府威胁的自由很在意。大数据技术下的社会可能超越私权利社会而形成合作共享的有机社会形式。技术公司正通过对上百万的声音样本进行分析以便能提供更加可靠和准确的声音界面。
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保护和应用的治理将不是个人和企业之间基于私权保护而产生的义务，而是成为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而需要承担的规范社会成员使用公共物品的行为。而对于公共物品使用的价值追求是正当性而不是效率性，那么为了对稀缺资源配置效率而存在的私权与交易的制度特征便不适用于个人数据信息。
以隐私权利及财产权等私权来作为对个人数据信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依据，将无法对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方式、目的和效果产生有效的规制，私权制度在大数据技术下正逐步失去作用，这是社会组织进步造成的结果。[16]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可以用三个V来定义，即数量（volume）、多样（variety）和迅速（velocity）。
为此，欧盟要求美国也制定相应的法律，并威胁否则将威胁终止国际间的信息往来。[36]私权制度一方面为权利主体提供了自愿做出信息判断的时间差，另一方面也将需要交易的法益以文字形式加以描述，从而增强信息传播、分析和判断的效率性和准确性，这便是私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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